1850年6月，大英博物馆圆形图书阅览室迎来了一位新读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的到访。此后30年，马克思常常来这里查看资料，伏案写作。
早在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时，就开始对政治经济学产生了兴趣。1843年迁居巴黎后，他一直持续阅读17世纪晚期的布阿吉尔贝尔、魁奈、詹姆斯·穆勒、萨伊等重要经济学家的著作。特别是在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影响下，马克思开始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系统研究，研读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让·巴·萨伊、西斯蒙第、毕莱和佩克尔的著作。为实地考察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社会，直接了解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查找英国新近的经济学文献，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结伴去英国旅行了一个多月，其间除了在曼彻斯特考察工厂、走访工人，大部分时间是在切特姆图书馆查阅资料。他俩研读了配第、托马斯、图克、库伯、科贝特等人有关经济、政治、商业和货币的著作。上述研究和考察成果，主要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此书也成为马克思后来倾尽大半生辛勤创作的《资本论》的出发点和最初基础。
1850年，历经法国、比利时再到法国的多年漂泊后，马克思来到英国伦敦定居下来。此后，他就投身到《资本论》的研究著述中。伦敦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对于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同时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大英博物馆图书部也坐落于此地，它拥有当时全世界最丰富的图书资料，图书部的圆形阅览室成了马克思阅读研究和写作的主要场所。
马克思自1850年6月获准进入大英博物馆圆形图书阅览室起，就全身心投入到《资本论》的研究写作。至1851年12月，一年半的时间里，从早上9点一直到晚上7点都在此伏案读书，一坐就是一整天。如他所说：“要看的东西‘多得要命’，时间总是不够用。”“许多在英格兰难以获取的资料都可以在大英博物馆找到。”“只要在博物馆里就有太多的内容要查阅，往往我还没看多少就到了关门的时间。”他在那里饱览了博物馆收藏的珍贵文献和众多书籍，晚上回到家还继续阅读白天抄录的笔记，通宵达旦地写作。
马克思在这段时间研读了稀有金属、货币、信贷、经济学、流通、价值、财富、工厂制度、农业收入、人口、殖民、罗马社会经济学、银行、农学和技术方面的著作；为了写作《资本论》，他博览了从古代到他那个时期的众多著作。
从1850年夏天到1853年8月，马克思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官方文件以及各种期刊中做了大量的资料摘录，抄满了24个笔记本。后来，在整理《资本论》第二稿时又作了23本笔记。为了能看懂更多语种的资料，他努力学习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甚至在晚年还学会了俄语。
从1843年马克思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历经22个寒暑的辛勤劳作，研读了1500多本书，做了数量惊人的摘录笔记，终于在1865年底全部写完了《资本论》三卷的草稿，1867年9月《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来，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手稿，耗时12年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的第二、三卷。
马克思对所研究的问题，总是力求结论准确。任何问题不彻底弄通，决不罢休。他虽然专门研究过地租理论，但在写作《资本论》此部分时，又阅读了上古史、农业学、地质学、土壤学以及俄罗斯、美国、爱尔兰的农业状况方面的大量资料，并积累了有两立方米的材料和写满3000页纸的阅读笔记。
马克思在整个《资本论》创作的艰辛过程中，决不谈论一个还没有研究明白的问题，也决不发表任何没有经过仔细斟酌撰写的著述。为了写《资本论》中关于英国劳工法的二十来页文章，他曾把整个大英博物馆图书部里载有英国与苏格兰调查委员会和工厂视察员的蓝皮书都研究过，以“力图把自己的理论表现为事实的结果”。
马克思对自己引用的任何资料都力求来源可靠，并经过严格的考证。所引用的每条材料，不论是立论的基础，还是作为批判对象的例证，都必须准确地符合原作表述的文字和精神，反对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和强加于人的不负责任的做法。即使一个不很重要的材料，他也要不辞辛苦，专程去大英博物馆核对。
马克思在从事紧张的《资本论》研究和写作的同时，还时刻关注欧洲政局的变化和工人的现实状况，以便不断验证自己建构理论的正确和实际效用。他积极投身到欧洲各国的民主复兴和工人运动中，亲自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公告、决议、宣言；他还十分重视向工人群众进行理论宣传和教育，以提高工人阶级觉悟。他曾先后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作了《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讲演；还在伦敦举办学习班，亲自向一批先进的工人宣讲《资本论》的部分内容；并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作《工资、价格和利润》的讲演。为此，他不得不屡屡中断自己的研究，延缓《资本论》的写作。
无规律的生活和极度的睡眠不足，加上长期缺乏营养，马克思患上了肝病、胆囊炎、胸膜炎等各种疾病。这些病痛不仅严重妨碍了马克思正常的研究和写作，而且给他的身心带来了极大的摧残和痛苦。在写作《资本论》时，贫困的生活给马克思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为了支应日常生活开销、养家糊口，马克思不得不挤出本已十分紧张和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为各种报刊撰写稿件，以挣得微薄的稿酬，勉强维持生活。他曾经自嘲、痛苦和清醒地说：“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
《资本论》的问世，不仅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伟大革命，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全面的科学论证。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认为“《资本论》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它又是一项天才的工程”。《资本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著作，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运用的最主要著作。在21世纪来临之时，马克思被西方思想界评为“千年第一思想家”。
正如恩格斯所说：“自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赖以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一览无遗。”
大英博物馆圆形图书阅览室作为人类集体知识的记忆库和收藏地，不仅默默地见证和成就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酝酿和诞生的全过程；同时还续写了人类文明史上，通过已有知识和新思想激烈碰撞、融汇，结出崭新理论成果的宏伟壮丽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