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忒文，这一清代蒙古族卫拉特部落的专属文字，承载着数百年边疆治理、民族交往与文化传承的厚重记忆。如今，这门古老文字正通过文献抢救、数字赋能、人才培育等多元路径重焕生机，书写着“冷门不冷、绝学不绝”的时代答卷。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深耕该领域40余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托忒文学术团队（以下简称“托忒文学术团队”），探寻绝学新生的密码。
文脉溯古：
从咸安宫国学到绝学之困
“托忒”二字，在蒙古语中意为“明白”“清楚”，这一命名精准概括了该文字的核心特质——相较于传统回鹘式蒙古文，它能更精准地表达卫拉特部落方言的语音与语义。清顺治五年（1648），卫拉特部落高僧扎雅班智达历时多年钻研，在回鹘式蒙古文基础上创制托忒文，填补了卫拉特方言书面表达的空白，开启了这一文字的辉煌历程。该文字体系包含31个字母（含7个元音与24个辅音），采用自右向左竖行书写的形制，现存相关文献中的一部分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国家图书馆等国内相关机构及国外多家图书馆和高校资料中心，还有很多文献散落于民间。
17—18世纪，卫拉特部落建立的卡尔梅克汗国、准噶尔汗国将托忒文定为官方文字，使之成为记录历史、颁布政令、文化传承的核心载体。乾隆四十六年（1781），清政府在咸安宫设立托忒学，专门培养托忒文专业人才，与蒙古官学、唐古特学并称为“咸安宫三学”，跻身国学序列，成为清代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彼时的托忒学，不仅是语言教育机构，更是中央与边疆沟通的文化桥梁，为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交融发挥了重要作用。”托忒文学术团队成员纳钦告诉记者。
然而，这门文字的命运终究抵挡不了时代的变迁。20世纪80年代初，托忒文停用。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流动加剧，卫拉特部落方言的使用范围不断萎缩。由于托忒文与卫拉特方言高度绑定，不懂方言便无法精准解读文献，掌握托忒文技能的人才日渐稀缺，这门承载着厚重历史的文字便迈入了绝学门槛。
托忒文在清代政治、历史与文化版图中占据特殊而重要的地位——这与其使用者卫拉特部落曲折复杂的发展历程深度绑定。作为早期活跃于贝加尔湖以西、叶尼塞河上游的森林部落，卫拉特部于13世纪南下西迁，在阿尔泰山附近逐水草而居；14—15世纪渐趋强盛，鼎盛时期曾统一东西蒙古诸部，后建立准噶尔汗国，至18世纪正式归附清政府。“在这数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托忒文成为卫拉特部落记录文明、留存记忆的核心载体，留下了海量珍贵文献。”有学者告诉记者。
“那些文献涉及我国中央政府和准噶尔汗国之间的关系，涉及新疆、青海、西藏以及内蒙古的历史，涉及我国边疆史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话语权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对托忒文文献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延续托忒文文献学文脉与学脉。”纳钦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托忒文学术团队成员叶尔达在新疆考察刻有托忒文的岩石
薪火相传：
四十载深耕筑牢学术根基
在托忒文走向沉寂的岁月里，民族文学研究所有关专家学者，成为这门绝学的重要守护者。几代学者薪火相传，在托忒文文献学与卫拉特口传文献研究领域深耕不辍，构建起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学术阵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托忒文学术团队已出版40余部学术专著、50余部学术资料和古籍整理注释本，发表400余篇学术论文，成果涵盖托忒文、回鹘蒙古文、汉文、英文、德文等多种文种。
自21世纪初起，民族文学研究所有关专家学者便对国内外搜集的大量托忒文、回鹘蒙古文史诗文本及卫拉特方言史诗文本进行系统转写、解读、注释与整理，累计出版1400余万字的学术著作。其中，《蒙古英雄史诗大系》（1—4卷）堪称里程碑式成果。这部总字数达800万字的巨著，于2007—2010年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荣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成为蒙古英雄史诗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此外，《卡尔梅克〈江格尔〉校注》《汗哈冉贵——卫拉特英雄史诗文本及校注》等一系列大型学术成果的相继问世，不断刷新着托忒文文献的研究高度。
“近年来，我们相继推出《多种失传记音符号记录卡尔梅克史诗文本与注释》《多种失传记音符号记录蒙古语民间故事文本及注释》等著作，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托忒文学术团队青年学者包秀兰说。
托忒文学术团队成员旦布尔加甫表示，之所以取得这样的学术成就，既得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端学术平台的坚实支撑，更凝聚着几代学人的接力传承与执着坚守。作为该领域的奠基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仁钦道尔吉自20世纪60年代起，便潜心投身《江格尔》等史诗的搜集、校勘与研究工作，为学科体系的构建筑牢了根基。旦布尔加甫接续开拓者的学术薪火，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深耕不辍，累计出版相关学术著作达1000万字，以系统深厚的学术积淀跻身国内外卫拉特方言口传文献与托忒文研究顶尖专家行列。如今，他仍以学人的责任担当，通过“传帮带”机制悉心培育青年学术骨干，为这一绝学的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持续注入新生力量。
在几代学人奠定的学科基础上，该团队始终以学术拓新为核心使命，积极拓展国际学术视野与合作维度。团队成员多次出访俄罗斯、日本、美国及欧洲多国，抢救散佚海外的托忒文珍贵文献和卫拉特方言口传文献。“通过不懈努力，我们成功搜集到约600万字的流失海外的文献资料，为学术研究的持续深化与边界拓展筑牢了关键基础。”托忒文学术团队青年学者玉兰骄傲地说。
■卫拉特民众在朗读托忒文经文
多维破局：
三大学术增长点激活文化生命力
作为卫拉特部族历史文化的独特载体，托忒文长期面临“无教材、无语法工具书、无完整目录、无权威辞典、无文献学概要”的困境，学科发展举步维艰，人才培养陷入断层。为破解传承危机，该团队以40余年的学术坚守为根基，用系统性思维构建研究体系，为托忒文绝学的活化传承开辟了一条多维创新之路。
面对学科发展的根本性制约，该团队首先将托忒文文献学系统性研究列为第一大学术增长点，着力搭建学科发展的基础框架。“基础学术工具的缺失是托忒文研究难以推进的核心症结，我们必须先补齐这块短板。”纳钦表示，在学术工具建设方面，我们已规划编撰托忒文教材、语法与文法工具书、数据目录、托忒文与卫拉特方言词汇辞典、文献学概论、比较文献学等一系列核心著作，全面填补基础研究空白，为研究者提供标准化的学术参考体系。
■托忒文经书
大量托忒文文献散落海外、国内研究者难以接触原版，这成为制约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另一大瓶颈。为此，该团队顺势将数字化建设作为破局关键，将通过与海外图书馆深度合作，开展文献数字化扫描、搭建线上文献共享平台等创新举措，有效破解文献获取的时空壁垒。经过持续多年的努力，该团队已积累了数量丰富、质量上乘的文献资料，规模与质量均居国内学界前列，不仅为托忒文资料库与数据库的规模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更让更多研究者能够便捷获取核心文献资源，极大降低了学科门槛。
值得关注的是，在海外文献搜集与数字化合作过程中，该团队意外发掘了一批特殊的“文化宝藏”——以拉丁文或斯拉夫文等失传记音符号记录的卫拉特口传文献和托忒文文献。这类文献体量巨大，超过1000万字，核心内容涵盖中国卫拉特方言口语文献与托忒文资料，却因记录文字的“隐蔽性”，长期被误认为外国文化资料，未能进入国内学术界的研究视野。
“这类文献的学术价值极为珍贵，它不仅补充了国内文献的不足，更完整呈现了卫拉特文化的传播与传承轨迹，是研究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史料。”纳钦介绍道。基于这一重大发现，团队将这类文献的搜集、整理、出版和研究列为第二大学术增长点，组建由语言学、文献学、翻译学等多学科专家构成的专业力量，开展跨界解码工作。
经过数十年的探索与深耕，托忒文学术团队深刻认识到，托忒文的核心价值不仅在于文字符号本身，更在于其背后鲜活的文化语境。数百年来，围绕托忒文经书的制作、抄写、供奉、传承，卫拉特民间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仪式文化，这些实践活动是理解托忒文精神内涵与社会功能的关键所在。为此，团队将托忒文文献人类学研究列为第三大增长点，创新采用“系统性田野调查+人类学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深入草原部落，走访民间艺人、宗教人士及文献传承人，系统梳理托忒文文献的制作工艺、传承谱系与供奉仪轨，深度挖掘文献背后蕴含的文化观念与社会功能。
从咸安宫的国学荣光到如今的“数字绝学”，托忒文的传承历程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缩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学术团队，以4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用学术担当守护着文明的火种。在三大学术增长点的引领下，这门古老绝学正逐步走出发展困境，迈向系统性传承、数字化赋能、国际化拓展的全新发展阶段。
（本文图片均由叶尔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