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良乡校区沐浴在冬日的暖阳之中，光影铺陈开来，为校园覆上宁静的底色。时间在这里显得从容，却又在另一处悄然加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里，一场关于文明、科技与青春的相遇，正在发生。

■人骨考古实验室实验员安令雨向同学们讲解人骨考古知识。本报记者 任冠虹/摄

　　12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第二届“科技考古周”正式开幕，标志着第二届“科技考古周”系列活动如期而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历史学院执行院长展龙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本届“科技考古周”以“中国青铜文明”为主题，聚焦殷墟与三星堆考古的最新重大进展，既是贯彻落实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关于“强化科教融合、为社科大事业发展提供高水平实验室学科支撑”指示精神的具体实践，也是推进考古学一流学科建设、培养创新型考古人才的重要抓手。在他看来，科技考古周并非一次单向度的成果展示，而是一座连接学术前沿与课堂教学的桥梁——科研课题走进课堂，实验室成为教学现场，学生得以直面考古学界的最新动态，在真实的问题中训练方法，在真实的材料中激发思考。

　　这番寄语，也成为贯穿整周活动的一条隐形主线。

　　在12月15—19日这一周中，一张张年轻的面孔走进实验室，目光中交织着好奇与敬畏。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学生，是未来的考古学者与历史研究者。怀揣着难掩的激动与期待，他们走近那些曾经沉睡千年的遗存，在当下与历史之间，搭起一座可以触摸的桥梁。

　　实验室即课堂：

　　在方寸间遇见千年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正逐步成长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科教融合的生动试验田。在这里，科研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场域”，而是向师生敞开的共享空间。实验室主动为学生提供科研岗位，开放参观与学习通道，并联合打造“科技考古周”“文化遗产周”“实验室系列学术讲座”等品牌活动，使教学与科研在同一现场相遇、相互激发。

■同学们在植物考古实验室体验用显微镜观察种子遗存。 本报记者 任冠虹/摄

　　在这些活动中，学生得以近距离走进实验室一线，直观了解科研流程、技术方法与前沿成果，传统课堂的边界由此被打破。更为重要的是，实验室以跨学科交叉和综合能力培养为导向，系统组织编写木材考古、植物考古等基础教材，引导学生依托实验室平台，将书本中的知识转化为可操作、可验证的科研实践。在这一过程中，考古学与材料学、数字技术、生物学等学科实现深度交汇，学科壁垒被不断消解，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随之生长。

　　走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首先映入学生眼帘的是一组醒目的巨幅成果展板。“同学们，现在大家看到的这7项成果，是我们今年5月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发布的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大成果。”随着工作人员的娓娓讲解，一场跨越时空的学术旅程由此展开。

　　学生们的目光在展板之间流连：吐蕃龙凤狮纹银饰金王冠的修复影像、微小却意义非凡的葡萄属种子、来自地中海地区的蜻蜓眼玻璃珠、雄安古州城遗址出土的唐代陶质龙首构件……宏大的文明图景，正是由这些看似细小却坚实可靠的考古证据，一点一滴地支撑起来。

　　当讲解聚焦到青海乌兰泉沟一号墓出土王冠的修复过程时，不少学生不由自主地向展板靠近。上万次精密焊接的反复尝试，X光与中子成像技术的协同运用，2582颗冕旒珠饰的精准定位与复原——一件“支离破碎”的文物，如何在科技与匠心的共同托举下重现庄严华美的原貌，成为现场颇具震撼力的瞬间。

　　“原来文物修复并不是简单的‘拼图’，而是一连串严密的科学判断。”一名学生轻声感叹。

　　而在植物考古成果的介绍中，学生们又获得了另一重历史认知的刷新。通过对全国20余处遗址出土葡萄属种子的系统研究，考古学家揭示，中国本土葡萄属植物的利用历史已延续数千年，并与欧亚种葡萄长期共存。这一发现，让“文明交流互鉴”不再停留于抽象表述，而是以确凿的考古证据，清晰地镶嵌进中国与世界文明互动的历史脉络之中。

　　如果说成果展板让学生们“看见”了科技考古所能抵达的高度，那么推开考古方舱的大门，他们才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何谓与历史“同处一室”。

　　实验室考古方舱于2024年11月正式建成，但其学术血脉却可追溯至1952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技术组——这是我国最早开展实验室考古研究的机构。七十余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实验室考古始终保持着深度参与田野考古发掘的传统优势，在一代代学者的接续探索中，逐步形成了以套箱提取、车马坑发掘与保护、出土脆弱漆土质遗存保护等技术为核心的田野考古现场保护技术体系与实验室考古理念，不仅引领了国内实验室考古学科的发展，也成为全球范围内少数系统开展田野发掘现场遗存保护的重要力量。

　　推开方舱大门，一股略带潮湿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方舱内，一套来自新疆某遗址的唐代棺椁静静安卧在被白色薄膜覆盖的框架之中。它并非以零散构件的形态呈现，而是被整体“剥离”出来，似乎保持着出土瞬间的原始状态。层层土色、细微纹理与木质残迹相互交织，凝固了埋藏于地下的历史信息，也凝固了时间本身。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彩绘棺座，应该属于一位唐代高等级官员。”在实验员的讲解中，同学们的目光被牢牢吸引。“这种一层一层的结构叫‘叠色’，上面有非常复杂而精致的纹样，配色也是统一的。”顺着指引，学生们细细端详这座唐代棺木——尽管色彩已被岁月磨蚀，却仍能辨认出纹饰的秩序与美感。千年前的器物近在咫尺，仿佛可以闻到它的气息、感知它的质地，历史不再是抽象的时间概念，而是一种令人屏息的存在。

　　在综合保护修复实验室，青海都兰热水血渭一号墓出土的漆盘与漆盾，为学生们提供了理解“高等级墓葬”技术难度的直观入口。血渭一号墓曾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但文物出土时的脆弱程度远超常人想象：漆皮马铠、漆器构件在修复前几乎难以辨认形制。当实验员展示修复前后的对比样品时，现场响起一阵压低的惊叹声。“这是时间留下的伤痕，也是我们工作的起点。”一句平实的话，道出了文物保护工作的精神内核。

　　目前，实验室已形成门类齐全、优势突出的文化遗产保护修复体系，涵盖青铜器、铁器、金银器、陶瓷器、玻璃器、玉石器、骨蚌器等多种材质，并在大遗址保护利用、实验室考古、纺织考古、多材质文物保护修复、文保科技研发及遗产基础理论研究等方向形成鲜明特色。一项项技术实践，背后凝结的是科技与匠心共同书写的文化守护答卷。

　　在纺织考古实验室的宽大工作台前，几名实验员正俯身处理几件褐色织物。她们介绍，目前实验室修复过的纺织品的年代跨度从商周一直延续至明清。眼前正在修复的，是明代丝夹棉织物——这种材料内部的棉絮极易结团，修复过程中需要重新垫衬丝棉，使其恢复到可展览、可保存的稳定状态。工作台上方，移动摄影装置可以进行三维扫描，实现织物的数字化复原；靠墙的一台3D打印设备，则正在打印鞋楦，这是为新疆一处寺庙遗址出土的古代鞋履“量身定制”的，使其能够向公众展出。这些技术，既服务于当下的修复实践，也为未来留下可持续研究的可能。

　　在人骨考古与动物考古实验室，工作台上的样本让学生们既感到敬畏，也受到强烈震撼。通过对人骨的系统分析，考古学家能够推测古人的饮食结构、疾病状况与迁徙路径；而覆盖全国26个省区市、135处遗址的动物标本库，则为研究古代经济形态与人地关系提供了坚实基础。植物考古实验室内，一整面墙上密密麻麻的小抽屉中保存着来自200余处遗址的碳化植物遗存。当学生们轮流在显微镜下观察那些微小的种子时，历史的尺度被再次拉近——文明的宏大叙事，正是由这些微不足道却无可替代的证据，悄然支撑起来。

　　学术讲堂：思想在现场生成

　　科技考古周不仅将学生带入实验室，也将他们引入思想生成的现场。与其说这是一次系列讲座，不如说是一场持续数日、不断展开的学术对话——问题在现场被提出，判断在讨论中被修正，理解在互动中逐渐成形。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昌平作题为“三星堆、金沙、竹瓦街：公元前1100年前后的成都平原”学术讲座。主办方/供图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昌平以“三星堆、金沙、竹瓦街：公元前1100年前后的成都平原”为题，从考古材料出发，勾勒出公元前1100年前后成都平原多中心并立的政治图景。当讲座进入三星堆祭祀坑性质的讨论时，现场气氛明显升温。一名学生举手提问：“为什么推断这些坑是祭祀坑，而不是灭国后填埋器物的坑？”问题直指学界长期争论的焦点。

　　张昌平并未回避争议，而是耐心拆解判断逻辑。他指出，如果只是灭国后的毁弃行为，“那这些坑更准确的说法应是‘器物坑’，而非祭祀坑”，但关键在于埋藏行为本身所呈现出的秩序与仪式性。他引导学生回到具体证据：三星堆八个坑方向高度一致，位置选在坡缘的相对边缘地带；坑壁规整，尤其是一号坑，发掘极为细致；器物并非随意倾倒，而是分层安放——玉石器置于最下层，其上为青铜器，最上覆以象牙。“这不是一种毁弃行为，而是一种高度谨慎、层次分明的放置过程。”在他看来，器物在使用时用于祭祀，在被埋藏的过程中，埋藏本身同样构成一次祭祀行为。讲解过程中，不少学生低头迅速记录，也有人在关键处反复追问细节，讨论在你来我往中不断推进。

　　在殷墟青铜器专题讲座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冶金考古实验室负责人刘煜以殷墟的科学发掘史为起点，系统梳理了殷墟青铜手工业体系、范铸工艺流程及其技术特征。她强调，殷墟青铜器采用的是陶范铸造法，与欧洲流行的锻打法和失蜡法有着本质差异。陶范铸造以预制陶质铸型为核心，是中国青铜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成形工艺，其源头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赵欣则从殷墟马骨DNA研究切入，向学生展示分子考古学如何为社会史研究提供新的证据链条。通过对马匹来源、谱系和使用方式的分析，抽象的“战争”“交通”“权力结构”等问题，获得了可验证的生物学支撑。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叶晓红、王辉以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博士后刘百舸等学者分别从玉器礼制、古环境重建、青铜技术及彩绘工艺等角度对三星堆遗址展开讲解，将文明的多样形态与其所处的自然背景、制度结构、技术沿革联系起来。

　　在这一系列讲堂中，课堂不再是单向的知识传递，而是一条不断延伸的问题链：从器物性质的判断，到技术路径的比较，再到方法论的反思，学生既是倾听者，也是参与者。思想并非预设完成，而是在现场，被一问一答、一证一辩地逐步生成。

　　让文明“活”在当下

　　在掌声与持续的讨论声中，为期一周的“科技考古周”缓缓落下帷幕。这并不是一次简单的阶段性收官，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在推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一次有意识、有组织的学术实践与育人行动。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吕鹏所言，科技考古的终极目标，并不止于揭示历史真相或完成技术突破，而在于唤醒那些“沉睡”在博物馆库房与实验室中的文物和标本，使其转化为公众能够理解、感知并愿意传承的文化记忆。这一目标，既指向学术前沿，也指向社会责任，体现的正是国家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应有的价值取向与时代担当。

　　对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而言，“科技考古周”不仅是科研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以学术引领公共认知、以制度化平台推动文明阐释的重要探索；对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而言，这一周则是科教融合理念在现实中的一次完整呈现——课堂延伸至实验室，理论与实证在同一空间内对话，青年学子得以在真实的科研现场中理解何为“做学问”，也理解自身所肩负的学术使命。

　　而对那些第一次走进实验室的年轻人来说，这一周的意义，或许远不止一次参观、几场讲座。它更像是一种职业想象的开启：当文明不再只是书页上的名词，而是可以被触摸、被分析、被守护的真实存在，学术理想便有了具体的落脚点。这也是他们与中国悠久文明的一次郑重相遇——既是凝视历史，也是对未来的承诺。

　　寒冬中的北京，时间依旧向前。但在这座实验室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精心搭建的学术场域中，过去与未来被同时托举。文明不再静止，而是在一代青年学者的目光与双手中，被稳稳接住，继续向未来延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任冠虹